市場的變化

彭元連進玉雕廠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每年買多少玉材，生產多少玉器，銷售多少，都是按計劃分配的。”彭元連對本刊記者回憶。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并不自由，他們作為亦農工，工人工資要和公家按照四六比例分成。給外貿公司供貨時，也是每件玉器單獨定價，接受外貿公司的品質檢驗。

彭元連在邳州玉雕廠就開始跑業務，到全國各地的外貿公司去簽訂定點。因此到上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體系開始松動，他到李口村辦社辦玉雕廠時，以往跑業務的經驗和人脈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那個時候市場已經亂了，一些外貿公司的人自己出來做玉器出口，直接跟我們訂貨。我每年去深圳開訂貨會，慢慢和一些個體買主也建立了聯系。”與外貿公司的高標準不同，個體買家對玉器的質量要求并不嚴苛。“經常是一大堆玉器，以平均價200～300元/件，全部拿走。”彭元連回憶。

市場渠道看起來更寬泛了，但彭元連覺得銷售的壓力卻更大了。“玉器市場變化很快。有句老話是好三年，壞三年，不好不壞賴三年。而且各個買家要求的成品類型不同。我們做得比較謹慎，通常都是先聯系好買家，知道他需要什么類型的玉器，有三分把握才做。如果這批玉器原來談定的買家失信，就很難賣給別人。

這貨就砸在自己手上了。”彭元連家中的玉器收藏室里還保留著這一年代做的幾個藍色巴西石玉雕，都是熱鬧的群像：八仙過海，群仙拜壽。因為人物繁雜，雕刻也頗費功夫。“這是在深圳訂貨會上認識的一個海外的女買家。她就喜歡要這種人物群像的玉雕。我們給她供貨兩年。但到第三年訂貨會，她沒有來，這批貨就賣不掉了，存到今天，更不可能賣掉了。”彭元連說。

最近與邳州玉雕業發生聯系的市場是安徽蚌埠。對蚌埠，邳州的玉雕人有一種復雜的感情。邳州本地的老玉雕人對蚌埠的東西看不上眼，他們見識過好材料，對隨著蚌埠市場的侵入而普遍使用的廉價岫玉頗有些輕視。

他們評價說：蚌埠的東西都是孬貨，而且沒有名門正派的風范。“我們這里傳統的仿古玉雕是很規矩的，產品就是四大件：瓶，扎件，圭璧，人物花鳥。按照古書上的造型，用老刀法，該是什么形狀就是什么形狀，玉材多的部分就切割掉。”李元對本刊記者說。但蚌埠的仿古玉器顯然少了對傳統規矩的尊重。“他們的做法是一塊玉料多余的部分，他們就將就做出一些花紋，添加一些古代造型里沒有的東西。”

蚌埠完全滿足市場上那些想當然的新奇要求，邳州的老玉雕人們并不認可這種做法，但在市場上，他們又不得不倚靠它。雖然蚌埠在工藝水準上并不占優勢，但因為更靠近溫州、福建這些擁有大量民間資本的地方，它在生產鏈條上站到了邳州的上端。雖然邳州自己“跑老件”的有五六千人，被稱為邳州仿古玉器的“業務員”，但這個龐大的銷售隊伍的活動范圍并沒能突破各地良莠不齊的民間古玩市場。邳州仿古玉器最主要的外銷地點還是安徽蚌埠。

自由市場的發展對邳州玉雕業的另一個影響是，傳統制作業被完全瓦解了。所有的集體企業和社辦企業的技工，幾乎都辦起了自己的玉雕作坊。雖然市場有風險，但順應市場各種稀奇古怪的要求，總還能有微薄的生存空間，而且更自由，不用再將薪水分一部分給公家。市場的發展瓦解掉了傳統玉雕制造業，也瓦解掉了傳統的制作規則，但卻沒有提供更好的產業出路。

彭元連家中和玉雕廠的院子里，堆放著各種庫存的玉器，佛像、一人多高的玉石對瓶等，除了一部分是他想留做收藏的精品，更多的是因為市場渠道不暢，沒能脫手的被迫庫存。數量之多甚至讓彭元連打算修一間玉雕博物館。

但彭元連能承受這么多庫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庫存來自社辦企業時期，“企業不賺什么錢”，但是盈虧也不需要他個體來承擔。自己辦玉石作坊后，他曾經試著像為外貿公司供貨那樣，做了4年的好料，但因為尋找買家的通路不暢，4年都沒賺錢。現在他的作坊也以加工岫玉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