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用金歷史的國家，早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就已出現了金器。在之后的漫長歲月中，從商一直到清，不同的統治階級，與不同的社會背景，使得每個時期金器的藝術風格都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如意云紋金盤

    夾在唐宋明清之間的元代，是中國歷史洪流中的一個漩渦，傳遞出強大的離心力。在研究元代的文化藝術時，人們能明顯地感受到它的特異性，及所引申出的價值觀。但其短暫的統治，又很容易讓人忽視了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和研究價值，這種忽視也體現在對元代金器的研究上。

    過去人們習慣將元代和宋代的金器歸類在一起進行探討，認為元代金器是對宋代的延續，不僅風格大體相近，工藝上也沒有什么創新。這樣的評價對于元代金器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宋代金器對元代金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制作工藝的歷史傳承上，就藝術風格而言，二者并無太多的相似之處。

    元代金絲鳳冠

    總的來說，元代金器更講究造型，素面者較多，紋飾大多比較洗練，或只于局部點綴裝飾。來自于蒙古草原的元朝統治者，將蒙人粗獷、直率、崇尚自由的民族性情，帶入到他們對金器的審美情趣中，形成元代金器質樸、凝練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大多體現在元代官造金器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現藏于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的一枚刻有八思巴文篆書體“白蘭王印”四字的元代金印。據《元史》記載，索南桑波于1321年受封為白蘭王，后出家，次年還俗，再次封為白蘭王，這件官印也許就是賜予他的王位象征。此印由印座和印柄兩部分構成，印座為正方形，印柄為一只昂首伏地、腹部穿孔的雙峰駱駝。駱駝身上僅以道道淺紋，表現動物的皮毛，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復雜的裝飾。印章整體造型大氣而生動，線條簡練而流暢，極明快地傳達著濃烈的北方游牧民族氣息。

    但是，元代某些金器亦表現出了細致繁復的趨向。江蘇吳縣呂師孟墓出土的兩件纏枝花果金飾表現得尤為典型。這兩件金器，一為正方形，一為長方形，周圍有邊框，框內有高浮雕狀的纏枝花果，枝繁葉茂，花團錦簇，構圖繁密擁擠，又盡顯華美秀巧。這種傾于玲瓏俊俏、細膩精密藝術風格，呈現出了明顯的江南風情。元代雖然將國家的政治中心北遷至大都（今北京），金器的制作地卻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間。這些金器主要出自蘇皖一帶的民間手工藝人經營的制金作坊，他們將江南特有的審美情趣融入到金器制作當中。因此，在元代民間流通的金器中，帶有江南特色藝術風格的成為了主角。到了元代后期這股“江南風”愈演愈烈，逐漸成為整個元朝金器藝術風格的主流，甚至在明以后金銀器中仍是有跡可尋的。